在12月5日举行的2019南方财经国际论坛上，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是个问题，恰恰是经济成熟的标志。他认为6%的增速已经很高了，中国发展存在一些不平衡，一些城市很现代化，代表了中国的窗口，同时在很多地区也有很多穷人，中国需要改革和调整。

       改革开放40年，从1979年至2018年，中国经济以年均增长9.4%的速度增长，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快速跨越至上中等收入国家。在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与经济增速缓慢甚至停滞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速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充满活力。增速放缓的原因，一方面是周期性结构性的因素，另外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改革和调整发展方式的结果。

       中国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得以持续，主要是中国广阔的地理空间和人口规模，在基数太低的情况下，形成了巨大的持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需求，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依靠要素高投入、产能大规模扩张，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中国长期高增长的这种动力之源随着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工业化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基本完善，而且政府、企业和家庭为此承受巨大债务包袱之后，已经不可持续。

       因此，目前的放缓或许标志着中国第一阶段的工业化基本毕业。要实现可持续增长，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通过改革和调整，释放新的增长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高配置效率。这两项工作正是当前中国改革的重点。

       中国经济仍然具有更高的潜在增长率，这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实现与这个梦想之间其实只隔着一层玻璃，只要中国打破这层玻璃，就能释放出新的巨大的增长动能。这是因为，中国在人力资源、资源配置、组织管理、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增长空间非常大，它们依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从而为巨大的进步带来希望。

       国家统计局曾公布过一组数据，2015年我国单位劳动产出只有7318美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487美元，与美国的98990美元相比，差距更大。收入的差距源于劳动生产率，2015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是美国的7.4%。这意味着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巨大。

       在提升劳动生产率方面，我国最大的挑战首先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龄化率不断升高，其次则是在人力资本方面投入较少。目前结束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中国二三产就业人员5.3亿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836万人，这意味着中国二三产业有一半多从业人员是农民工。与世界其他制造业强国相比，日本产业工人中高级技工占比 40%，德国占比 50%。美国高级和中级数字技能的工作岗位的比例高达71%，中国这一数字仅有5%，差距极大。因此，中国制造业依靠科技投入与人力资本的增加，拥有巨大的效率提升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源配置急需进一步市场化，价格机制需要进一步理顺。现在，中国大力推进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公平竞争机制、改革国企、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要求，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就是为了提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产生激励效应，就像当年让农民转为工人，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一样。

       正如托马斯·萨金特教授所说，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是个问题，我们应该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具有巨大的制度性空间。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增长动能来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不断放权。那么，新一轮改革开放就是更深度的放权过程。我们应该通过市场重新配置资源，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提升生产效率，实现新一轮中高速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