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7日，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提出，现有城市钢厂应立足于就地改造、转型升级，而达不到超低排放要求、竞争力弱的城市钢厂，应立足于就地压减退出。就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中国宝武太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祥明的一句“在当前形势下，城市钢厂搬迁已经过时了”，给了城市钢厂搬迁这个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话题一个新的审视角度。

        钢厂退城搬迁，是过去十几年里地方政府在环保压力下对钢铁企业采取的常见措施，似乎钢铁企业对城市污染的影响已经严重到除了搬迁别无他法的程度。然而，正如高祥明在说这句话之前加的限定语——“在当前形势下”说得那样，如今的钢铁工业早已是旧貌换新颜，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钢铁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成果显著，这让城市钢厂的去留问题有了更多值得探讨的空间。

        我们必须先搞清楚城市钢厂搬迁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仅是大气治理与环境保护，那还不够全面。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不少钢厂已经处在城市区划的黄金地段，脚下寸土寸金的地皮让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钢厂搬迁，并试图通过重新开发利用土地获取高额收益。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搬迁对钢厂而言是伤筋动骨的大事，如果只是盲目地为了搬而搬，那就容易出现刮了钢厂的“骨”却没能疗好城市的“伤”的问题。特别是那种“画地为牢”式的同城搬迁，更是因为得不偿失而饱受诟病。

        多年来，关于城市钢厂搬迁的争论从未中断。那么，在当前形势下，城市钢厂搬迁是否确实如高祥明所说已经过时了？笔者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不得不问。

        第一问：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成果显著，在节能环保水平大幅提升的背景下，钢厂是否还有必要搬迁？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24家钢铁企业已经完成全工序超低排放改造，涉及产能1.48亿吨，占总产能的13.8%。到“十四五”末，全国钢铁行业80%的钢铁产能要达到超低排放水平。

        多年来，我国钢铁行业始终以严于发达国家10倍左右的标准推进超低排放改造，一些钢铁企业在污染物治理设施应用和单位排放强度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钢铁多污染物超低排放控制等多项关键技术还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点赞。摘掉“傻大黑粗”帽子的城市钢厂，通过大力度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实现绿色转型，不再是城市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钢厂不用搬迁就能达到搬迁的效果，搬迁的必要性自然也不复存在。

        第二问：在钢厂与城市融合发展循环经济、与产业链上下游高度耦合的背景下，搬迁是否会撕裂产业生态圈？

        凭借钢铁生产所特有的能源转换和社会废弃物消纳功能优势，钢厂通过利用城市的人力、自然、环境资源，在发展过程中构建起一个又一个环环相扣的钢铁生态圈。在这样的生态圈里，钢厂不仅可以满足钢铁产品制造的需求，而且可以构建高水准的生态规划、高效率的循环经济、高质量的环境基础设施，实现钢铁生态圈与城市生态圈的高度融合。

        不仅如此，不少钢厂已经发展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名片。截至目前，已有94家钢厂登上工信部绿色工厂榜单，一批绿色花园式工厂、清洁生产环境友好型钢厂成为了城市亮丽的风景线。

        新日铁八幡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座钢厂距日本北九州市区仅1000米，是真正的城市钢厂。作为一家完全符合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钢厂，新日铁八幡厂不但生产高附加值钢铁产品，为城市提供能源和消纳社会废弃物，还利用废弃高炉旧址建成了北九州智能城市创造产业园，受到了当地市民的高度认可。日本东京更是大型钢厂林立，这些几十年的元老级钢厂并没有搬迁，但也实现了与城市协同发展。

        在中国，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拥有一座钢厂的城市，如武汉，武钢24小时不间断供氧、第一时间配送钢材，以及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和奉献精神的驰援队伍等，都让社会公众体验到来自钢铁脊梁的强大保障力和安全感。

        这样看来，第二问的答案也是十分清晰的：在当前形势下，钢厂与城市构建的生态圈尚有丰富的绿色价值可以挖掘，搬迁无异于自毁长城。

        第三问：在“3060”这个“双碳”目标面前，中国哪个地方的钢厂，包括沿海钢厂，可以不减碳？

        支持城市钢厂向沿海搬迁的一个论点就是海洋环境容量大。这对确实需要搬迁的城市钢厂来说无可厚非。但如果是“一窝蜂”地向沿海搬迁，就难免呈现把污染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的粗放发展的特征，更难免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一搬遮百丑”的短视行为。更何况，“双碳”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全社会都要经历一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钢厂无论搬到何处，都必须走低碳发展之路。

        应当承认，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工艺仍以长流程为主，煤、焦炭占能源比重近90%。能源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高碳化特点，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对革命性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的突破和创新。也就是说，包括搬迁兴建的钢厂在内的长流程钢厂，都将经历新一轮低碳技术改造。因此，在低碳炼铁技术依然不成熟且研发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继续推动钢厂搬迁，不仅会拖累钢铁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进程，而且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的资金负担，让本就需要斥巨资投入的低碳转型难以为继。

        正因如此，近几年来国家多次郑重发声。2020年10月份，工信部明确发文表示，在当前化解过剩产能基础尚不牢固的情况下，动辄几百亿元的搬迁投资会明显增加企业资产负债率，一旦市场形势发生变化极易沦为“僵尸企业”，况且目前鲜有成功搬迁案例。同时提出，鼓励城市钢厂优先选择就地改造，实现产城共融。对不符合所在城市发展要求、改造难度大、竞争力弱的城市钢厂，应立足于就地压减退出。《指导意见》再次重申了不主张城市钢厂搬迁的政策意见。不难看出，宏观层面对城市钢厂搬迁的政策导向已经无比清晰、明显！

        综上，“双碳”时代下，城市钢厂搬迁确实过时了！尤其对一批具有竞争力、代表钢铁工业水平和发展方向的钢铁企业来说，搬迁不仅无异于自废武功，而且不利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党中央的要求，是钢铁行业和各级地方政府谋划发展的根本遵循。具体到钢厂搬迁这个老话题上，面对城市钢厂的去与留，从“两败俱伤”到“两全其美”，中间差的也许只是产业与城市关于如何在新理念指导下推进低碳绿色发展的一次深度对话。

        (信息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