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带动全球矿产品消费大幅增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全球矿产资源形式报告》（2022）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45种主要矿产品种中，中国有36种矿产的消费量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有20种矿产消费量超过全球消费量的50%。铁矿石的消费占比达到62%，铜精矿消费占比也在59%左右。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粮食、能源和资源竞争历来就是大国博弈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粮食乃民生之本，能源为动力之源，矿产资源实属大国之骨、国之重宝。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上95%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和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都来自矿产资源。         我国现阶段正进入工业化发展中后期，矿产资源需求种类多、用量大。虽然目前我国粗钢和绝大多数有色金属的消费量均超过或接近全球总量的半数，但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内需市场不可估量，我国经济发展对中国主要矿产资源的需求或继续保持小幅增长的态势。即便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进入消费峰值区间，也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绝对高的消费数量。当前，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必将带动石墨、硅基材料、铜、钴、镍、锂等资源需求的大幅增长。

        2022年12月15日，国家发布《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明确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矿产资源在未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支撑性重要地位将长期保持。         资源是大国竞争的基础。2016年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保障本国经济发展所需矿产资源，不断更新其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名录。对列入名录的矿产品种采取特殊政策加以针对性保护，如仅2023年上半年，美国、欧盟就先后将锂、镍、铜、铝等列入国家（地区）关键矿产名录加以特殊保护。而传统的资源输出国，如南非、几内亚、刚果（金）、秘鲁、印度尼西亚等，则出于对本国利益的保护，更倾向于将本国自然资源的开发收归国有或强行参股、产业链本地化等，以期长期获得利益。未来，随着各国对矿产资源竞争的加剧，资源获取的手段、方式、方法、途径等都极有可能发生重大或颠覆性的改变。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战略性金属矿产资源保供形势日趋严峻：在钢铁、铜、铝等工业金属方面，全球消费占比高、资源对外依存度高、海外资源国垄断度高、进口来源单一、国内资源供给能力低，国际市场话语权长期缺失。新能源材料领域，在行业快速增长的需求刺激和澳大利亚皮尔巴拉锂矿山资源拍卖被恶意炒作的形势下，2021年—2022年间，碳酸锂价格上涨。作为全球三元电池的主要生产基地，我国必须谨防产业原料端话语权旁落而沦为全球锂金属加工基地的风险，避免重蹈我国铁矿石难以破题的覆辙。小、稀、散金属方面，我国自然禀赋差的铬、钴、钽、铌等稀缺金属，对外依存度极高且来源单一，时刻面临断供的“卡脖子”风险；而在以钨、锑、稀土为代表的国内具有相对储量优势的金属资源领域，我国则面临资源被长期大量开发后优势逐年弱化乃至丧失的尴尬局面。

        全球金属矿业方面的种种迹象越来越清晰地提示我们：未来，各国在矿产资源领域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必须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我国的矿产资源安全，必须提前对矿产资源保供稳价形势予以全面审视和深入研究，必须在海外资源获取与实际控制、国内资源勘探与开发、提高科技研发应用水平等方面下功夫，确保我国矿产资源的接续能力，形成稳定供应的格局。         矿产资源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以来，在市场刺激和国家政策激励下，我国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有所起色。2023年6月14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2年度全国矿产资源储量统计”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在我国已查明矿产资源储量的163个矿种中，近4成储量均有上升。其中，油气矿产方面，2022年剩余技术可采储量均有不同幅度增长，其中石油同比增长3.2%，天然气同比增长3.6%，页岩气同比增长3.0%，煤层气基本持平。金属矿产资源中，锂、钴、镍等战略性新兴矿产储量分别同比增长57%、14.5%、3%，铜、铅、锌等大宗矿产储量分别同比增长16.7%、7.1%、4.2%，铍、锗、镓等稀有金属储量分别同比增长11.7%、7.9%、16.5%，金矿同比增加5.5%。非金属中，普通萤石、晶质石墨分别同比增长27.8%、3.5%。

        国内矿产资源的增储上产，增强了国内资源对我国矿产资源安全的“压舱石”作用，形成了一定的资源接续能力。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矿产资源基数大、总量全球占比高，仅依靠国内资源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发展所需，必须全方位、多渠道、综合施策，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持续稳定的资源接续结构。强化持续可靠的矿产资源接续能力已成为我国现阶段资源安全保障的当务之急。         一是统筹布局，持续激励，切实夯实找矿增储资源基础。从国家总体安全观层面统筹考虑总体布局，强化矿产资源安全监测预警体系和储备体系建设，夯实矿产资源勘察找矿增储的资源基础。重点围绕紧缺和战略性矿产，加强国外权益资源勘探开发和国内边深部资源勘查开发，及时调整生态红线、水土保持等政策及其配套规定，切实建立、巩固和新增一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接续基地，从而真正实现增储上产。

        持续的政策激励是保障资源有效接续的关键。必须认真梳理并修订矿业权配置、流转、行政审批、生产安全和环境等相关政策，尽快完善、调整我国矿权法及相关规定，优化投资环境，减少减轻企业在国内矿产资源勘探中的各项负担，提高资源企业勘探开发积极性，调动市场主体积极参与资源勘查开发，尤其是鼓励国内紧缺的战略性矿产新设矿业权投放，增强矿产资源储备潜力和接替能力。同时，加快调整生态红线、水土保持等政策及规定，对特定矿种资源进行统筹谋划，鼓励集约型的勘探开发模式，避免“碎片化”资源勘探方式，不断增强国内金属矿产资源的压舱石作用。积极构建找矿区域新格局，适时启动对地质勘查程度低、找矿潜力大、地理环境相对复杂的高原、海洋区域内矿产的勘查开发工作。

        二是以资本市场为依托，推动矿业市场的高效运转，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周期长、产业链长的特点，要从矿产勘查开发信息公开、资金技术门槛要求、矿业权申办程序与内容简化、投资鼓励、税收减免、技术支持等方面下功夫，稳定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必须完善矿权交易市场规则，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特点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矿产资源行业，设立风险勘查专项基金，加大风险勘查投入，吸引资本积极参与风险勘查项目，实现资源勘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吸引社会资本的市场环境，鼓励或者吸引社会资本围绕矿业市场，依靠市场调节力量形成矿产勘查、环境评价、法律咨询、开发设计、设备供应、网络服务、交通运输、水电供应等一系列服务主体，构建高标准市场化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力量而非行政手段保障矿产勘查投资人的各项权益。

        三是做好基础研究，加大对国内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力度。随着国内相对优质矿产资源被持续开采利用，埋藏浅、易找的矿产资源已经越来越少,边深部乃至超深部勘探，偏远及环境恶劣、高海拔地区勘探成为重点，从而对勘探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随着我国相对优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殆尽，单一品种资源矿床越来越少，未来更多出现的是多金属共生或伴生、单一资源品位偏低、矿体形态复杂的资源。因此，必须全面构建并完善我国成矿新理论，拓展找矿新领域，不断充实和提高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深部找矿理论水平。必须尽快构建多金属矿产资源勘查中综合品位指标论证体系，更加高效地开发利用我国矿产资源。同时，面对全球范围内对金属矿业竞争格局正在形成颠覆式冲击的ESG风险，须在不触碰环保红线、不超越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的前提下，大力推进某些特定区域内的相对优质资源的高效勘探开发，充分释放资源潜能，实现矿产资源的有效接续。

        四是聚焦国际合作，增强海外资源权益获取和保障能力，优化资源全球布局。不同种类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分布极不均匀，工业发展所需的众多矿产资源较为紧缺，与我国庞大的生产、消费能力相比，我国矿产资源整体资源量规模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国内很多关键矿产资源储量规模不足，矿产资源可开采总量低已经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我国部分矿产资源自然禀赋较差，大型矿床少，中小型矿床较多，资源平均品位较低。为满足国内经济发展所需，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我国周边国家矿产资源供应伙伴的合作，布局海外矿产资源供应基地，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矿产资源治理，培育一批与我国经济和需求规模相适配、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加强与资源所在国之间的合作。同时，通过大国外交确保重要资源运输通道畅通，实施“国货国运”策略，实现可持续的资源有效接续。

        五是通过科技创新，突破勘查开发领域“卡脖子”问题，提高资源甄别、利用水平。矿产资源行业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是关键。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目前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科技水平依然较为落后，在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科技投入相对较少，在高端找矿技术装备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依然受制于国外。因此，必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持续开展关键矿产资源成矿基础理论和综合利用研究，强化深海、深地等前沿性矿产资源开采技术、装备的研发，加快启动地质勘查科技创新的重大专项。通过持续的科技创新，不断提高资源甄别和利用水平，推动增储上产，确保矿产资源接续安全。

        (信息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