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贸促周报｜2026年7月 第4期

据中钢协数据，2026年7月上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平均日产粗钢202.2万吨，环比上一旬下降0.1%，同比下降3.6%；2026年7月上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1677万吨，环比上一旬上升3.0%，同比上升11.3%；2026年7月中旬，21个城市5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962万吨，环比上一旬下降0.7%，同比上升24.1%；2026年7月20日—7月24日，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为92.05点，比上周下降0.02点，比去年年底上升0.18点。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11268.9万吨。1—6月累计进口62886.8万吨，同比增长6.3%。

2026年7月23日，普氏61%铁矿石指数97.50美元/干吨，周环比上升1.30美元/干吨；北铁指数（61%青岛）699.00元/湿吨，周环比下降9.00元/湿吨；北铁指数（61%曹妃甸）704.00元/湿吨，周环比下降16.00元/湿吨。

根据长江有色金属网数据，2026年7月23日，阴极铜（1#铜）均价106630元/吨，周环比上涨1.9%，同比上涨33.8%；电解铝（A00铝）均价23260元/吨，周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12.9%；电池级碳酸锂均价约152100元/吨，周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132.5%。

近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4万亿千瓦时以上，发电量占比达到30%；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 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全国风电光伏（含源侧配建储能） 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风电11%左右，光伏6%左右），迎峰度夏度冬晚高峰风电光伏（含源侧配建储能）电量占比达到20%以上，提高约10个百分点。”

近日，工信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度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的通知》。《通知》明确：“规上工业企业自愿开展基础级智能工厂自评自建。在此基础上，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做好本地区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认定，中央企业做好本集团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认定。”“智能工厂建设关键绩效指标包括：能力提升类、价值效益类、生产运营效率类、可持续发展类、推广应用类指标。

2026年7月16日，阿根廷经济部发布2026年第218号公告称，应阿根廷生产商GRI CALVIÑO TOWERS ARGENTINA S.A.申请，对原产于中国的钢制工业风电塔及其零部件启动反倾销调查。本案倾销调查期为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损害调查期为2023全年、2024全年、2025全年和2026年1月至2026年2月。涉案产品为风电塔筒（锥形或非锥形）及其零部件，塔筒高度不低于50米（测量基准为塔筒底部至机舱底座），产品可单独或配套风力发电机组（风力发电机）呈现。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2026年7月16日，秘鲁国家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局倾销、补贴和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委员会在官方日报《秘鲁人报》（El Peruano）发布第156-2026/CDB-INDECOPI号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用于钢结构的热轧碳钢管作出反倾销肯定性终裁，决定征收为期五年的反倾销税，税额为49.2美元/吨至193.6美元/吨（详见表一）。涉案产品为厚度介于1.3毫米—12毫米、长度介于5.8米—12米的圆形、方形和矩形热轧碳钢管，公告自发布次日起生效。

2026年7月20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保护司发布对原产于中国的油井管反倾销第二次日落复审终裁披露（参见第2026/494/AD16R2号公告），裁定若取消现行反倾销税，涉案产品的倾销以及该倾销对欧亚经济联盟相关产业造成的损害将继续发生，因此建议维持2015年第101号决议确定的反倾销税不变，有效期延长五年。

2026年7月21日，泰国反倾销反补贴分委会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高碳线材作出反规避肯定性终裁，裁定涉案产品通过掺杂合金而改变产品成分，存在规避现行反倾销措施行为，决定将征税范围扩大至碳含量不低于0.66%且少于0.76%的合金高碳线材，对以下三家涉案中国生产商以到岸价（CIF）征收反倾销税，具体如下：江苏永钢集团（Jiangsu Yonggang Group Co., Ltd.）为15.04%、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Jiangsu Shagang Group Co., Ltd.）为20.56%、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Zenith Steel Group Co ., Ltd .）为36.79%。措施自2025年7月31日起生效，有效期与现行反倾销措施有效期保持一致。

近日，石横特钢第2套1*100吨转炉烟道喷吹焦粉新技术及装备正式投运，此次转炉烟道喷吹试验的成功，使得石横特钢CO原料气品质和数量等要素保障能力再次获得提升。据悉，在2套转炉烟道喷吹煤粉等碳素材料试验成功稳定运行之后，石横特钢还将进行转炉烟道大喷量试验，以及转炉烟道喷吹生物质试验，以期巩固和扩大转炉烟道喷吹碳素制气降碳成果。

7月21日，方大特钢公告，公司拟协商退出南昌沪旭，通过实物分配方式取得江西方大钢铁集团企业投资有限公司控制权。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与关联交易，不发行股份，实控人及控股股东不变。交易落地后，公司将间接控股多家钒钛、矿业企业，产能规模实现大幅提升。

7月22日，广西工信发布报道显示，广西贺州鹏达新材料项目总投资35亿元、占地2000亩，致力于打造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不锈钢循环全产业链基地。目前项目一期已启动，落地储能项目1个、不锈钢精深加工项目3个。企业以回收废钢为原料生产优质不锈钢产品，广泛用于不锈钢装饰、厨卫洁具等领域，建有国内唯一具备在线固溶工艺的不锈钢热轧生产线，不锈钢薄板、钢带年产能超100万吨。

近日，据艾科森环境消息，欧盟委员会发布《碳边境调节机制授权法规(草案)》，进一步细化《CBAM条例(EU)2023/956》中CBAM证书销售、回购及中央交易平台管理相关实施细则。该文件现阶段为征求意见稿，暂未正式生效，草案并未调整CBAM覆盖范围与碳排放核算方法，重点搭建2027年正式履约阶段CBAM证书交易、支付、回购及平台管理运行体系，为CBAM全面迈入付费履约阶段奠定基础。

据《日本经济新闻》7月15日报道，2026年一季度，在全球钢材需求整体放缓的背景下，日本制铁本土主业盈利表现亮眼，剔除美国钢铁业务后，其每吨粗钢营业利润达1.7万日元，同比增长44%，位居全球主流高炉钢企高位。企业通过控制本土高炉产能、提升汽车高强钢板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优化定价机制对冲市场压力。不过其收购的美国钢铁业务拖累整体表现，同期美国钢铁吨粗钢亏损2100日元，经营差距显著。此外，日本制铁2025年6月收购美钢时承诺2028年前完成110亿美元投资，截至2026年3月末实际投资仅1.8%，虽已有32亿美元投资项目获批，但实际落地推进仍相对滞后。

近日，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ESDM）确认，印尼国企联合宁德时代等企业打造的一体化动力电池项目将于今年7月底投产。作为印尼国家级重点下游产业项目，总投资59亿美元。项目采用分期建设方案，动力电池产线率先落地，现阶段原料以外采为主；上游镍矿已投产，镍铁冶炼、镍钴湿法冶炼、正极材料项目将在2027—2028年陆续投产，电池回收项目预计2031年运营，中长期逐步构建闭环锂电产业链。

近日，宏旺集团正加速推进坦桑尼亚海外投资布局，目前公司已取得坦桑尼亚412平方公里钒钛磁铁矿矿权，计划投资35亿元建设原料基地。同时，宏旺集团签约投资30亿美元建设坦桑尼亚巴加莫约生态海事城工业园，重点发展车辆组装、船舶制造、建材钢结构等产业，配套光伏、水电等基础设施，规划引进150家企业，初期创造5000个当地就业岗位。项目2026年4月正式签约，预计2027年底投入运营。

（一）境外投资政策从“谨慎”到“鼓励”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是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进行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定的同时，强调“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这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展跨国经营活动奠定了重要政策基础。1979年国务院《关于经济改革的十五项措施》明确指出“允许出国办企业”，这对企业开展跨国投资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支持，并将支持国内企业开展境外投资上升至国家战略层次。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发展进入新阶段，企业对外投资模式和效率也得到了规范和提升，针对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也越发完善。在这一阶段，“走出去”战略制定，并在政府制定针对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中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外汇管理政策从“管制”到“放松”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外汇资源相对短缺，政府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集中主要力量实现国家经济阶段性发展战略的目标出发，通过外汇管理体制对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管制。在这一阶段，对外开放发展的重点在于引进外资，因此表现为外资企业“引进来”相对宽松，中国企业“走出去”相对严格，这种对资金宽进严出的管理结构限制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工作的增长。

进入21世纪，我国政府以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为基础，结合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规划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通过落实企业“走出去”战略举措，为企业走出实现跨国经营提供了重要支持。其中，外汇管理制度的放松是实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保障。我国企业的外汇储备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1656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增加为我国政府改变过去外汇限制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国家开放发展战略的支持下，我国政府开始不断放松并下放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权限，并于2006年和2007年相继取消了企业用汇额度和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两项限制。

（三）投资管理体制从“严格”到“简化”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展境外投资的企业数量极少，并且这些企业多是基于实现国家的战略目的而不是企业长期发展经济利益，同时这些企业严重缺乏国外投资和经营的相关经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我国政府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体制进行了不断改革，不断放宽了企业在境外投资方面的限制。

200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文件出台，标志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管理的核准制正式出台，但中国企业在一些领域的跨境投资仍需主管部门批准，同年发布的《关于内地企业赴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商合发[2004]452号）和《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04年第16号）两个文件使对外投资的核准制正式取代了审批制。由审批制转为核准制是中国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重要改革，契合了政府简政放权以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

2013年国务院下发新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年文本）》，规定除少数另有规定的行业外，政府对中国企业进行境外投资活动一律以备案代替审批管理，实现了企业境外投资的管理方式由核准制向备案制进一步转变。2014年，商务部对2009年下发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减少了98.5%的核准事项，确立了“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2017年12月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1号)，取消项目信息报告制度和地方初审、转报环节，放宽履行核准、备案手续最晚时限的要求，进一步加大了“简政放权”的力度，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资料来源：中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