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钢铁行业亏损惨重的“祸首”是产能过剩。而业内普遍认为，“去产能”的解决之道在于提高产业集中度，由寡头调整自身生产节奏以控制市场供需平衡。

　　4月9日，工信部原材料司副司长骆铁军，在北京举行的2016（第七届）中国钢铁规划论坛上称，正在编制中的钢铁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已将“引导兼并重组”作为十大发展重点之一。

　　“将按照市场化运作、企业为主体、政府引导的原则，以优势企业为兼并重组主体，结合化解过剩产能和深化区域减量布局调整，支持钢铁企业加快实施减量重组。”骆铁军说。

　　去年，在工信部发布的《钢铁产业调整政策（2015年修订）（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到2025年，前十家钢铁企业（集团）粗钢产量（下称CR10）占全国比重不低于60%，形成三五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以及一批区域市场、细分市场的领先企业。”

　　不过，业内对此目标尚有分歧。界面新闻记者独家获取的一份来自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的内部报告显示，上述CR10超60%的目标或将提前至“十三五”期间，并建设10家“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建成“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钢铁企业群”。

　　其中，通过兼并重组形成1-2家超亿吨粗钢产量企业，3-5家5000万吨级以上企业，6-8家3000万吨级以上企业。

　　4月10日，界面新闻记者致电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其表示“还没有具体统一的提法，一切取决于市场”。

　　工信部规划司发展规划处处长姚珺则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上述建议在工信部的考虑范围内，钢铁“十三五”规划“原则上”将于6月正式出台。

　　当前分散无序的产业格局所导致的产能严重过剩和恶劣市场环境，是业内期望对钢企兼并重组目标加码的动力。

　　目前中国粗钢实际产能超过12.5亿吨，去年产量8.04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64%，属于“严重过剩”范畴。与此相对应的是，去年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进一步下滑。粗钢产量排名前十的企业合计产量占全国比重为34.2%，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

　　产业集中度下滑的原因，一方面是前十家钢厂减产幅度为4.27%，高于全国2.33%的减产幅度；另一方面是重组后部分企业出现剥离，如宝钢退出宁波钢铁，武钢退出柳州钢铁，导致前十家钢厂产量比重下降。

　　李新创称，目前国内有钢铁企业611家，企业数量多，产业集中度低。突出表现为行业自律性差，“为抢占市场份额而大打价格战，为了牟取暴利，大量生产、销售和使用地条钢。”

　　地条钢是指民间小钢企以废钢铁为原料、经过感应炉等熔化、不能有效进行成分和质量控制生产的钢及以其为原料轧制的钢材，其外观与普通钢没有显著区别，但质量缺乏保障。用手可掰弯变形，1米多高空坠落即断裂，使用于建筑工程中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属于违法行为。

　　李新创称，目前中国存在约8000万吨地条钢的生产能力，但由于其隐蔽性较强且利益链复杂，地条钢的准确产量至今尚是未知数。售价低廉的地条钢不仅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且加剧了产能过剩。

　　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玉春认为，现在的竞争是完全自由式的竞争，是最低级的竞争，由此也带来过度无序、恶性竞争，行业内亟需大范围兼并重组，形成寡头竞争。

　　在“南北车”合并、中冶集团整体并入五矿集团，以及“航运系”中远集团与中海集团整体改革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后，国企重组提速的火热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市场对钢铁国企重组的预期。此前业内曾多次揣测宝钢、武钢合并的可能性，但双方均作出否认。

　　钢企跨地区重组面临重重阻碍，最大之一来自地方政府。钢铁企业多为当地经济支柱，跨地区重组则必然触及税收、产值、就业等当地政府的敏感神经。

　　不同投资主体和所有制形式之间的转换则是另一大挑战。例如，国企之间的兼并重组，中央企业、省属国企以及市属国企之间，或因为各自利益诉求以及管理体制不一，在财税和收益分配方面存在矛盾。

　　作为兼并重组的主体，钢铁企业亦缺乏重组意愿和操作行业性重组的能力。尤其在上一轮大面积国企重组之后，诸多失败案例令钢企不敢再轻举妄动。

　　2007-2011年间，中国钢铁业掀起“兼并重组潮”。宝钢重组八钢、韶钢，武钢重组昆钢、柳钢，首钢重组水钢、长钢、通钢，鞍山钢铁集团与攀钢重组等；同时，区域内钢铁集团密集涌现，山东钢铁集团、河钢集团、渤海钢铁集团先后成立。到2011年，中国CR10钢铁产业集中度一度高达49.1%。

　　然而，兼并重组的结果多表现为“大而不强”，甚至成为包袱，“分家”现象屡有发生。宝钢旗下的八一钢铁、韶钢松山去年均亏损超过20亿元，拖累宝钢业绩。面对亏损额占据总亏损额三成以上的攀钢，鞍钢集团亦被指“已有意将其甩开”。由四家天津老牌钢企组成的渤钢集团，更是被业内质疑“子集团貌合神离、各自为政”，成为眼下近2000亿元空前债务危机的一大主因。

　　“形势这么差，谁敢兼并？”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称，目前绝大部分钢铁企业债台高筑，重组时难以厘清彼此的债务责任，“所以互相感到害怕，缺乏重组意愿。”

　　干勇提议换一种“抱团”方式，即在全国形成南北和西南（2+1）钢铁平台经济联合体，包括长江流域钢铁平台经济体、环渤海钢铁平台经济体和西南钢铁平台经济体。

　　干勇认为，平台经济体有助于形成网络协调制造。“针对设计、制造、服务与信息等各类分散制造资源有效利用的需求，构建网络化制造资源管理平台，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基于网络平台的设计、制造、供应链以及服务方面的协作。”干勇说。